底层写作在传统中国似乎一直并不占有多少的地位，真正的对于底层的关注与写作，却还是要等到近现代西方文学文化思想传入，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传统士大夫思维束缚以后。在这时明白了“人”的存在，才把一双眼睛来对底层加以现代人道主义的关注。直到这时，中国的底层写作才算真正开始。稍微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点认识的，大约都不会反对吧。
然而那时候似乎并未明确提出一个“底层写作”的名词，只是发现了“人”的作家们对于面前的人间的老实记录。直到九十年代，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旗帜的打出，底层写作才正式以各种方式为自己划出一个个圈子，然而气象愈狭小了。
实在说来，我很不喜欢这种以划圈子、贴标签为自己凸显存在的文学运作模式。这譬如一幅山水画，为了叫人见出自己坚持的一条小溪，便把它从画中割划出来，说这里一条小溪如何美丽。“打工文学”的命名在普泛的一体化文学场域中带有明显的彰显自我存在、争取社会话语权力的意图。关于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说明：
首先是“打工文学”命名下的社会主体。“打工文学”实在是社会底层群体在阶梯型社会话语结构中，努力争取自己说话的权力的命名，是被损害与被压抑者的声音。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发现“人”，先始是那时精英们的鼓吹启蒙（多是自我启蒙），实际上，若底层民众，还是没有这个意识，中间经过几十年亦是如此，直到市场经济时代，人的意识才再度崛起，并迅速蔓延到底层，乃有了说话的欲望与要求。在这个脉络上，“打工文学”的出现，实在是叫人欣喜。
可问题似乎也就出在这里，一种话语意图对文学的渗入定然会影响到文学自身的形态。“打工文学”争取话语权力和凸显自我存在的意图，即必然在深层次上影响到其文学的写作领域、思想模式、写作手法、审美形态各方面，使这种文学多少偏离 “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如此，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如此，如今或亦是如此？（此还不论“打工文学”的源起[政府和媒体策源]，只以一种文学社会现象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要求其完全脱离社会话语意图本是不可能，要说的却在，即不如此说文学自主性，也首先应该是“文学”第一吧。
《起风的城市》看似可不必定是“打工文学”的，可是作者在题目上透露了一点：起风的“城市”——为写拆迁队生活的，却避开而直要说“城市”，这即显出作者本意来了，是要写“城市里来的拆迁队”。如此，说它为“打工文学”似不会有何大错。小说写一个拆迁队工头的妻子从乡下来到城里与其相会，却在夜半为人强奸；工头设计暗访，结果却是其拆迁队队中极得力一个人，而这人却同时在拆迁时因事故死去了。故事简单，虽情节见着一点似曾相识，末尾耙子死时别号发现他即强奸者的设置，稍显老套。可作者用力似乎也并不在这里，观小说安排，分量轻重，他意思大概是着意写城市拆迁队的生活情态与人的精神世界。小说用了一多半篇幅写拆迁队的工作情形，拆迁队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这是有深意在焉。如若置到上述话语权力语境中，此即是欲为底层人“立命”。现姑不谈这些，只就小说论之。
现代民工群体生存的尴尬处境是早已为人说得熟滥的。传统乡土文明的没落使别号等人走向城市，
“五年前，鄂西的别号别了妻儿父母，只身一人到城里闯世界，只会种庄稼这一门手艺的别号在城里只有出卖力气，他在装卸码头扛过包，在餐馆里打过杂，在建筑工地提过灰浆桶，送外卖，做保安，擦皮鞋……这一沓拉子只要力气不要技术的活儿他几乎做遍了……后来，他加入了一家农民杂牌拆迁队。”
这是一群别了自己家园乡土的人。如现今大家所认识，亦如作者所描写。这一群人在城市里做着拆废卖废的工作，将自己的命运建立在毫无根据直如悬空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废墟上——所谓“拆废卖废”得到生活，便如此很有了无奈的反讽与沉重的悲哀在里面：这一群体的生存以及破败的乡土文明的残喘，原只是苍蝇似的，附生于城市现代化进程新陈代谢的废物上。小说以稍带暖意的笔调写了进城民工的工作，他们承受着生存环境的恶劣、性欲不能满足的煎熬，像别号那样欲有所作为的人，还要受着城市权力规则的处处迫压，甚而如别号的前老板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工具与无谓牺牲。小说作者真实地写出了这些，虽不有多大的特色，总是实实在在，却很可佩服。可别一点却也见出作者的限制了。这类写作照例关照到城乡二元文明的对照，城市艰辛的预设性写作意图，常会不自觉将人带入对于乡土文明的美好眷恋，至于在写作中将其美化。视乡土为乡土，不存美幻，如实写来，是一般此类写作作者所难以把控的，笔势的倾斜势所必然。此作作者一面不时点染乡土破落的色彩，可一面又对传统乡村生活充满了诗意化的向往。这一种矛盾盖由作者的不自觉而为之。实际上，一个真正乡村人，对于乡村大抵多识其苦累，少觉其有如何美好吧。这亦是当前虽多少作品唱写乡土美好，而潮涌似的农民仍走往城市绝不回顾的一点原因。为了他们知道乡村而不存幻想，写作者却多是愿意在自身的苦痛下闭着眼睛做一点梦的。如此，似可不必于作者多做苛责。
小说写作的那种微温的人间的笔调，我是极欢喜的。不似许多此类小说的故作粗粝甚而至于恶俗或者就不脱文人腔调的弊病。此种人间的笔调是小说的一大特色。我们看小说，仿佛能够看到一群拆迁工人的真实的生活，他们在灰土里干活，却也绝不放弃说笑话，对于“洗澡”充满欲望，可也怕家里的老婆，工友之间虽非亲密，也总不至于恶言相向，照例是周旋于权力，却也有夫妻相会的平凡，至于写拆迁队的运作，亦是极好。这是此文的可爱处。
这一篇小说虽在人物对话、故事安排方面有一定的可斟酌处，然而其对底层的关注，那种对于底层的如实描写却是很有其价值的。更重要的是，关于将其放到“打工文学”题下，如考虑到“打工文学”所带有的争取话语权力与凸显存在的使命，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种美学定式，这小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以其“微温的人间的笔调”突破了这种美学定式的，即收藏其因“争夺”而带来的文章的“戾气”，直平常书写，亦是上面说的“即不说文学自主性，也首先应该是‘文学’第一吧”，虽做的怎么样还可讨论，然而做法总是很可喜的。